作者/朱刚 这是北宋元丰二年(1079)至七年(1084)间的故事‍‌‍‍‌‍‌‍‍‍‌‍‍‌‍‍‍‌‍‍‌‍‍‍‌‍‍‍‍‌‍‌‍‌‍‌‍‍‌‍‍‍‍‍‍‍‍‍‌‍‍‌‍‍‌‍‌‍‌‍。在此期间,苏轼

朱刚:苏东坡的超越之路——从黄州赤壁到庐山东林寺

作者/朱刚

这是北宋元丰二年(1079)至七年(1084)间的故事‍‌‍‍‌‍‌‍‍‍‌‍‍‌‍‍‍‌‍‍‌ ‍‍‍‌‍‍‍‍‌‍‌‍‌‍‌‍‍‌‍‍ ‍‍‍‍‍‍‍‌‍‍‌‍‍‌‍‌‍‌‍。在此期间,苏轼遭“乌台诗案”,然后贬居黄州,过了四年多,获准离开,遂有机会上庐山参禅‍‌‍‍‌‍‌‍‍‍‌‍‍‌‍‍‍‌‍‍‌ ‍‍‍‌‍‍‍‍‌‍‌‍‌‍‌‍‍‌‍‍ ‍‍‍‍‍‍‍‌‍‍‌‍‍‌‍‌‍‌‍。

一、“特责黄州”

元丰二年,苏轼因为写诗讽刺宋神宗、王安石的“新法”,遭御史台弹劾,当年七月廿八日在浙江湖州的知州衙门被当场逮捕,八月十八日押解到开封府,关押在御史台,严厉审讯,一直到十二月廿八日结案,贬谪黄州‍‌‍‍‌‍‌‍‍‍‌‍‍‌‍‍‍‌‍‍‌ ‍‍‍‌‍‍‍‍‌‍‌‍‌‍‌‍‍‌‍‍ ‍‍‍‍‍‍‍‌‍‍‌‍‍‌‍‌‍‌‍。

关于这一事件,记载最详细的是署名“朋九万”的《东坡乌台诗案》;但最近我看到另一份从前不太被关注的记载,就是明代刻本《重编东坡先生外集》的第八十六卷,其中对“乌台诗案”的记录与朋九万的那本有所不同。从两本的优点来说,正好可以互补。朋九万本的优点是对审讯所得的苏轼口供记录详尽,而《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本则对此案的判决书有完整抄录。那么我们据此就可以把案件的“审”和“判”两个环节复原出来。

总体而言,“乌台诗案”作为一桩轰动朝野的大案,是比较严格地遵循司法程序来处理的。一般人们都认为宋朝是一个君主独裁时代,皇帝金口玉律;但其实北宋朝廷专门设置了一个机构叫编敕所,负责把皇帝发布过的命令一条条编起来,编起来以后它就成为一种成文法,今后碰到类似的事情,就以这个法条去适用,皇帝也不能随便再改。所以,宋朝一直强调“祖宗之法”,实际就是每个皇帝发布过的命令都有法律的性质,之后遇到类似的事情就依照处理,不能随便再改,要改的话皇帝就必须重新拟定圣旨,然后由各级机关再重新拟定法条。所以“乌台诗案”的审理是按照宋朝的习惯,严格地在法制的范围内进行的。过去研究中经常被使用的朋九万本记录的详细口供,来自御史台的案卷,而《重编东坡先生外集》的这个文本,个人判断是由审刑院制作的,因为文本开头有这么一段话:“中书门下奏,据审刑院状申,御史台根勘到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某为作诗赋并诸般文字谤讪朝政案款状……”也就是说,审刑院根据御史台审讯的结果,拟定判决意见,通过中书门下上奏给皇帝。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出自审刑院的文本?这就要涉及宋朝的司法程序了。宋朝官员审案的情形,我们经常在包公戏里面看到: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提犯人来审案,审完就判决,判了便执行。这个情形完全不符合宋朝的司法实践。宋朝的司法程序里面有一个特征性的制度—“鞫谳分司”,就是审讯和判决必须由各自独立的两个部门来负责,参加审讯的官员不许参与判决,参与判决的官员在审讯阶段是不许过问的。具体就“乌台诗案”来说,它是个“诏狱”,即由皇帝亲自下令成立专案组进行审讯,这个专案组就是“御史台根勘所”。但御史台在审讯及调查事实完成后,他们的工作就结束了,此后要将苏轼的口供记录移交大理寺,由大理寺进行判决。御史台的审讯显示了一个倾向,要把苏轼引往死罪的方向,但大理寺的判决结果与此迥异,是“徒二年”。大理寺从已经确认的口供中提取苏轼的“罪”行,跟现行法律和编敕的有关条文比对,得出这个判决;而与此同时,根据苏轼犯“罪”期间朝廷发布过的一些赦令(这些赦令当然也有法律效用),苏轼的“罪”还可以被赦免,连“徒二年”都不必。这样一来的话,御史台等于白审了,因此判决下来后,御史台连续上奏反对,认为这样的判决起不到惩戒的作用。于是,这一案件就被移交更高一级的判决机构,就是审刑院,进行复核。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上述这个出自审刑院的文本。

审刑院的判决如下:

某人(即苏轼)见任祠部员外郎直史馆,并历任太常博士,合追两官勒停。犯在熙宁四年九月十日明堂赦、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南郊赦、八年十月十四日赦、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赦,所犯事在元丰三(疑为“二”)年十月十五日德音前,准赦书,官员犯人入己赃不赦,余罪赦除之。其某人合该上项赦恩并德音,原免释放。

总的来说,审刑院不但支持了大理寺的判决,而且明确地宣布苏轼免罪释放。中间一段即是朝廷历年发布过的大赦天下的赦令。根据这些赦令,“官员犯人入己赃不赦”,即贪污不赦,其他罪行都可以赦除。那么,苏轼写诗讽刺朝政,这个罪是可以赦除的,所以“原免释放”,苏轼应该被释放。当然,审刑院这样支持大理寺,御史台肯定还是不服的。最后,这一案件须由皇帝来了结:“准圣旨牒奉敕,某人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皇帝首先肯定了审刑院的判决“依断”,就是判得没有错;但也许因为此案的政治影响不好,所以“特责”苏轼贬官到黄州,这“特责”意味着法律之外的行政处分。检

校水部员外郎是名誉性的水部员外郎,而黄州团练副使就是地方的一个军事助理官,唐朝有这个官职,但宋朝根本没有,所以也就是给苏轼安排个虚官。这一裁断中最重要的是“本州安置”,就是把苏轼贬到黄州去,好好地闭门思过。

苏轼在黄州,用他自己的说法是待了五年,按现在的算法其实是待了四年多一点。苏轼在黄州的这段时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苏轼更家喻户晓的称呼“苏东坡”,就是在黄州时期出现的。苏轼初到黄州时,借住在一个寺院里面,叫定慧院。家属跟着过来后,他又迁居长江边的临皋亭。再后来,黄州官员在一个叫“东坡”的地方给苏轼划了一块荒地,苏轼就在那里开荒种地,造了几间房子。房子是冬天落成的,苏轼在墙壁上画了一些雪景,于是这里就被命名为“东坡雪堂”,这就是“东坡居士”的由来。

黄州时期,苏轼在文学上确实创作了一系列无与伦比的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三咏赤壁”—前后《赤壁赋》加上《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文学史上,对这组作品的评价相当高—词发展到北宋,被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念奴娇·赤壁怀古》被认为是豪放派的最高代表作;赋体,从汉赋发展到宋代,进入了文赋的阶段,即吸收了古文写法的赋,而文赋最典型的代表作就是苏轼的前后《赤壁赋》。此外,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的《寒食诗帖》,在整个宋代都是顶尖的书法作品。当然还有《定风波》词,以及一些简短的小品文,都是苏轼黄州时期的作品,跻身一流的非常多。同时,苏轼在黄州除了文学创作以外,还有一些学术著作。黄州时期的苏轼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九卷《东坡易传》、五卷《论语说》的撰写工作,他的《书传》也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动笔的。所以一般认为在这一时期,苏轼自成一家的学术思想已经基本形成,这个思想体系在学术史上又被称为“苏学”。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收获‍‌‍‍‌‍‌‍‍‍‌‍‍‌‍‍‍‌‍‍‌ ‍‍‍‌‍‍‍‍‌‍‌‍‌‍‌‍‍‌‍‍ ‍‍‍‍‍‍‍‌‍‍‌‍‍‌‍‌‍‌‍。所以,不管是就学术思想还是文艺创作而言,黄州时期确实是苏轼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他自己也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对于自己一生最高的成就,苏轼认为是在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做成的,黄州是第一个。

二、“造物者之无尽藏”

对于苏轼的学术思想,有一个总体的概括,说他融合儒释道三教。但如果仔细加以考察,可知这种融合是逐渐形成的,换句话说,有阶段性。最早对苏轼思想总貌进行概括的应该是苏辙,因为关于苏轼的最权威的传记是他去世的时候,弟弟苏辙给他写的墓志铭《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其中说:

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子瞻”是苏轼的字,他还做过端明殿学士,所以后面跟着“端明”二字。在这篇文章里,苏辙首先强调苏轼是有天才的,兄弟两个学的东西都一样,为什么哥哥比弟弟学得好?就是因为他的才华“得之于天”。接着苏辙介绍苏轼的学习经历,“初好贾谊、陆贽书”,这是汉代和唐代的两位名臣,思想上遵从儒家;“既而读《庄子》”,那就是道家;最后才是“读释氏书”,开始读佛学典籍。阶段性很明确。这是苏轼兄弟自己概括的读书的各个阶段,基础教养是儒家,年纪大一点以后开始读道家,再后来读佛学,所以应该是“儒道释”这样一个过程。这种情况不但在北宋,在历代读书人中都有相当的普遍性。因此,在苏轼的早期著述当中,基本上是运用儒道两家的资源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至于佛学,本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知识体系,要解通那些概念,学会用那些概念进行个人见解的表述,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因此当苏轼学会用佛学的概念来表述思想的时候,他的一些学术著作都已基本完成。

比如,我们看苏轼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东坡易传》,虽然是解析儒家的经典《周易》,但其实用的不只是儒家的概念,也运用了很多道家的概念,如“大全”“无心”“静”“虚”等,可见苏轼确实是吸收了道家思想,“以老庄解《易》”。在这本《东坡易传》里,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他跟王安石的对立,这表现在对“一”这个概念的理解上。苏轼认为:“天下之理未尝不一,而一不可执。知其未尝不一而莫之执,则几矣。”他承认天下的事情可以被归纳为一个道理,但是不能完全用一个道理来统一天下,更不能去制定这样一个统一体,这就显示出道家对苏轼的影响。反观王安石的思想,他是非常强调“一”,强调统一。他从解字入手,认为“天大而无上,故一在大上;夫虽一而大,然不如天之无上,故一不得在大上”。“天”这个字,是由“一”和“大”两个元素组成的,“一”在“大”上,相似结构的还有“夫”字,但“夫”字

轼到达筠州,一直到五月中旬才离开筠州,由南面登上了庐山。正好在苏轼到达筠州之前,苏辙写了一首诗,叫作《景福顺老夜坐道古人搐鼻语》:

中年闻道觉前非,邂逅仍逢老顺师。

搐鼻径参真面目,掉头不受别钳锤。

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盐我是谁

惭愧东轩残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饴。

这首诗,后来被《五灯会元》收进去,认作苏辙的悟道偈。当时,禅宗对于佛学水平的判断方式,就是写一首偈,也可以说是一首诗,由一位年长的禅师印证这首偈入道了,那么作偈者就成了这位禅师的继承人,用禅宗的说法叫“法嗣”。认可苏辙已经悟道的老师叫顺长老,也就是诗题中的“景福顺老”。这首诗比较难解,但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值得注意,就是“真面目”。“搐鼻径参真面目”,“搐鼻”典出《楞严经》,经文好像是对于“色声香味触法”的一通分析,类似“通感”,苏辙通过这样一个做法,直接参透了禅的真谛。无论如何,当苏轼到达筠州的时候,他知道苏辙已经参得了“真面目”。所以,苏轼离开筠州上庐山的时候,脑子里一定老是想着“真面目”的问题,这才有了他对于“庐山真面目”的探寻。基本上,那也就指代禅宗的真面目,他要去参透这个东西。

四、“庐山真面目”

苏轼对在庐山的经历有一段自述:

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山中僧俗,皆言“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谬,复作两绝句云:“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怀清赏,神游杳霭间。而今不是梦,真个是庐山。”是日有以陈令举《庐山记》见寄者,且行且读,见其中有云徐凝、李白之诗,不觉失笑。旋入开元寺,主僧求诗,因为作一绝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往来山南北十余日,以为胜绝,不可胜谈,择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峡桥,故作此二诗。最后与总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绝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仆庐山之诗,尽于此矣‍‌‍‍‌‍‌‍‍‍‌‍‍‌‍‍‍‌‍‍‌ ‍‍‍‌‍‍‍‍‌‍‌‍‌‍‌‍‍‌‍‍ ‍‍‍‍‍‍‍‌‍‍‌‍‍‌‍‌‍‌‍。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段自述?因为在当时,已经有不少人喜欢模仿苏轼的风格写诗,模仿他的笔法写字,然后制造赝品,有的人还仿制得非常像,所以苏轼有时要声明,哪些才是自己写的。因此他在自述的最后说,自己在庐山写的诗就是这些,其他的都不承认。苏轼在这段自述里介绍,自己到了庐山,本来不想写诗,但是到了庐山以后,发现山里的人都在奔走相告说苏子瞻来了,有些得意,就作了一个绝句:“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然后,他马上感到“前言之谬”,就另外再作了两首绝句。这两首绝句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这首:“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这个“庐山面”跟之后的“庐山真面目”连成一条思路。苏轼继续游览庐山,与庐山东林寺的常总禅师共游西林寺,写下了人们非常熟悉的这首哲理诗《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们现在对这首诗有种种解释,不过从哲理上去解释时,诗中的“庐山”是可以被替换的,说成别的山或者其他事物,道理仍是一样。但是,如果联系他“要识庐山面”的诗,再联系到苏辙的“真面目”,那么其实苏轼这首诗里的“庐山”是不能被替换的,它必须是庐山。“庐山真面目”是苏轼在登览庐山的过程中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探寻的东西。而且在我看来,苏轼对“庐山真面目”的思考,也是黄州时期审美思考的延续。

“青山若无素”这首,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苏轼说庐山与“我”不熟悉,因此还没有识破庐山面,要认识它的话,以后就要多来游览。诗中的“偃蹇”,意为“倨傲不随”,不随从个人的心愿。这个词,早在苏轼杭州通判时期的创作中,就出现过。苏轼《僧清顺新作垂云亭》诗云:“江山虽有余,亭榭苦难稳。登临不得要,万象各偃蹇。”杭州僧人清顺造了一座垂云亭,苏轼给他题诗说,虽然这里景色很好,但亭子的选址也

禅师的批评确实击中要害。但就苏轼本人来说,若是他真正泯灭了主客体对立的意识,那就没有审美,没有这样一个诗人了。从他的黄州《赤壁赋》就可以看出,苏轼是追求声色的,当然不是功利性的声色,而是自然的审美表象。通过对声色的享受,苏轼表现出的是一种审美超越的人生态度。因此,到庐山东林寺见常总禅师时,苏轼对“声色”的思考也是延续下来的。他是在这一思路的延长线上,参悟“庐山真面目”的。

回顾苏轼的庐山之行,从初入时,觉得庐山跟他不亲近,产生审美的苦恼,继而思考审美主体与对象如何融合的问题。他一方面从时间上设想“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另一方面从空间上设想“只缘身在此山中”,意图走出困境。至于“无情话”对于他的启发,则是获得了一种“美无所不在”的观念,用这一观念来解决他的审美苦恼,由此解决了“庐山真面目”的问题。从苏轼的文学发展脉络来看,可以认定,苏轼在庐山东林寺悟禅是有收获的,其实也就是达到了中国传统美学里经常讲的一个境界—天人合一之境。这种境界当然跟禅宗强调的主客体意识完全泯灭,不是一回事。因此,这种审美性的超越,尽管可能引起禅师的一些质疑,但是,对作为诗人的苏轼来说,应该是更适合的。

摘自《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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