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线连接二则 文/黎紫书 黎紫书1971年生于马来西亚。屡获马来西亚花踪、中国台湾联合报与时报等文学奖。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获第四届红楼梦长篇小说奖评审奖。已出版长篇、短篇、微型小说集及散文集等十余部

小说界:虚线连接二则

虚线连接二则
文/黎紫书


黎紫书 1971 年生于马来西亚。屡获马来西亚花踪、中国台湾联合报与时报等文学奖。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获第四届红楼梦长篇小说奖评审奖。已出版长篇、短篇、微型小说集及散文集等十余部。

猫之一
银蕊十一点钟下的班,十一点十分走出去,父亲在楼下等着了。

父亲开的车子颇具车龄,不少于十五年吧?车子的引擎发出巨大的噪音,停在那儿不熄火,听起来像整个车体都在抖,仿佛里面有许多螺丝摇摇欲坠。即使是在下午路上很吵闹的时候,银蕊在屋子里,听觉也能穿透电视广播的声音,知道那一台老车子在外头了。父亲从来不需要按响喇叭,银蕊用不上三分钟,就可以关掉电视和风扇,穿好鞋子,带上她早已准备好的掮包,拉上门,扣上锁头,自己摸上车来。

父亲总是很准时,一点半左右,就是播过午间新闻以后,第八波道又回到“福建好康头”的时段,那一台老爷车就会穿过台湾乡土演员们哭闹不止的声音,来到大门外。下班时因为是夜晚,父亲出于担心,更是会提前来到。银蕊自然是儆醒着的,那一套开门关门上车的动作她也很熟练了,要是不说,谁也看不出来她的不方便。

由于不是周末,人们没力气过夜生活;晚上十一点,在这城里算是深夜了。银蕊觉出街道的寂寥,这时分,就连电台播的节目也会比较收敛;音乐多是慢曲,不再是几个主持人叽叽呱呱,加上一连串叩应(编者注:call-in,听众来电)的听众语焉不详地净说些空洞的话。要是再晚两三个小时,日间的溽暑完全消去,银蕊的鼻子和皮肤还能闻得到街上的清冷。可是那时分她怎么会在街上呢?她该躺在床上了,床畔放着小小的收音机,主持人压低嗓子在说一些感性的小故事,忏悔似的,说话的语速很慢。

银蕊和父亲都没说话。父女俩一起生活太久了,日子又那么单调,像个时钟,每天循着既有的规律亦步亦趋,难得有什么新鲜事。即便偶尔工作上有些出乎意料的事,或者是同事阿月告诉她某些司机的八卦,银蕊想起来会忍不住撇着嘴笑,却极少主动对父亲提起。

说起来,她和父亲算是同事吧?阿月嘴里搬弄的那些人,应该有不少是父亲的相识。这城里开出租车的华人也就百来两百个,其他的印度人马来人司机自成圈子,各有运作的方式,几乎老死不相往来。父亲做这一行有三十年了。银蕊记得以前父亲在酒楼帮厨,最高不知当的是头荷(编者注:厨房负责人)抑或是三厨,常常会在深夜里哼着小曲,带好吃的回家。后来烂赌欠债,似乎是大耳窿(编者注:放高利贷的人)追到他工作的地方,摔破不少砂煲罂罉,逼不得已才改行开出租车。银蕊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戒掉的赌瘾,反正自他开出租车后,越来越少听到母亲与他打骂,慢慢地,连隔壁房里的啜泣和念叨也少了。

母亲在世的时候,银蕊和父亲之间还没这般冷淡。总因为有母亲在拉拔,好像他们的家就能联系起来。那时家里好歹有些亲戚邻里的声息,电话时而响起,妹妹也还没出嫁,经常会从都门回来,偶尔还会带上她的男朋友,感觉没现在这么人丁单薄。但是细想起来,父亲向来不是个多话的人,以前总是对母亲冷哼,说跟你们女人有什么好谈的。

却只有一屋子的女人啊。

银蕊的感觉正是这样,女人的世界总在房子里,男人的世界在外头。她工作的地方不就只有几个女性吗?三个接线员,另加一个充作书记、必要时也下场当替补接线员的老板娘,每天对着那些在外面开车待命的男人说话。银蕊在在线听到父亲的声音,比在家里的时候多,可是即便在线上,她与父亲之间的对话也没什么温度,一来一往都在公式内,她还不称呼他老爸呢,而是和其他接线员一样,叫他3738。

当初是父亲介绍银蕊到台里工作的,老板娘和阿月自然知道他们是父女。新人小绮才接手几个月,日常工作中一点没察觉她和3738的关系。那小绮是个书没读好、少根筋的女孩,很爱说话,在线上调遣派工也能和司机们聊上天。尽管那些对话不过三言两语,但银蕊能听出来大家对她很有好感,似乎只要一听见她的声音,那些男人自然会七嘴八舌加进来,语态也变得轻浮了。

“一窝蜂呢,像苍蝇闻到骚味。”阿月嗤之以鼻。

有一次,就像今天一样,从家里出发,路上听到对讲机里传来小绮的声音,父亲忽然打破沉默,问她这个新来的同事很年轻吧,好相处么?银蕊直觉父亲刻意装出来那种漫不经心的语调,像是要掩饰什么意图,不由得心烦。

“还好啊,就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小妹妹嘛。”银蕊觉得自己已经把微笑服服帖帖地挂在脸上了。“不只是阿月不喜欢她,老板娘好像也对她不太满意,她话太多了。”

不是的。阿月说的是这女孩干嘛呀,嗲声嗲气,还撒娇呢,像是故意要撩那些男人。

那些男人是谁呢?无非是些老司机,因为不懂得用平板计算机,也看不懂马来文输入的街道和地名,因而都不肯过档敌对台,坚持留在这个苟延残喘的无线电召车台。这些老人开着他们不加打理的老爷车,有的绞不下车窗,有的冷气机失灵(前面的冷气出风口架了一把小型电风扇),有的坐垫破裂,里头的海绵如痔疮似的从豁口蹦出来。这些邋遢的老男人,值得小绮去逗弄吗?

阿月的丈夫也给电召台开车,老板娘便拿她捉狭,说她担心光头佬被勾魂摄魄。这种玩笑最后总会失控,阿月会粗暴地还击,老板娘会辛辣地回呛,让场面在许多粗秽的言语和不可抑制的暴笑中落幕。银蕊插不上话,只能陪着穿插各种不同程度的笑声,而且也在那种不可开交的时刻冷静地负责听电话,在线上协调和派工。

她的声音很悦耳,咬字清晰,广东话说得十分标准。好些老主顾是这么说的:“胜过许多电台DJ。”不少司机也曾经这么反馈,说银蕊的声音很亲切,听着有一种安全感,因而把她笑称作“台柱”。这些美言让银蕊心喜,那要比赞美她的外表(譬如阿月常说的,你不知道你的腿有多修长,多漂亮;还有这十根手指啊,唉。)更让她欢喜。

小绮也说过:“银蕊姐的手指啊,我觉得很性感。”

银蕊想起这句话,就觉得没有那么讨厌小绮了。她听出来这话里的诚恳,而且有一种由衷欣羡的意思。阿月说小绮个子矮,微胖,倒是皮肤白皙,看起来很水润。“一白遮三丑。”阿月是这么说的。银蕊觉得那意思是说这女孩长得挺好看,却没细问,老板娘补上一句:“年轻嘛,青春无敌。”

“是吗?听她说话的声音,我也觉得这女孩一定有点‘肉肉’的。”银蕊接过话茬,但后继无人,那话终于没了下文。

说到底,银蕊自己其实不喜欢这种肉质的、肥厚多汁的声音。她觉得那里面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泡过糖浆了,以致黏黏糊糊的,分不开来。这就是人们说的“性感的声音”吗?女声也好,男声也好,银蕊喜欢的是干干净净的,有玻璃质感的声音,也只有那种声音,才有可能说话条理清楚,脉络分明。

现实生活中,这种美好的声音可遇不可求。小时候她家对面住着一位唱粤曲的叔叔,说话便好听得很,不只字正腔圆,还一个字一颗珠玉,每个音节都清脆丰美,余音绵长。那时银蕊因为不用上学,常过门去听这叔叔练唱,他便热心地教她一首一首背下来又逐渐忘却了的戏曲歌词。以后的人,大多数说话都拖泥带水,偏是这些人喜欢打电话到电台的叩应节目,咿咿呀呀地净说些言不及义的话,以致银蕊越听越烦,觉得世界怎么像个水泥搅拌机似的,越运转越浑浊。

这么胡思乱想,车子走走停停,开到家门前了。父亲说你先回去,我出去吃宵夜。银蕊便下车,摸索着走到门廊,在黑暗中解开两重门锁。推开铁花门的时候,父亲倒了车,缓缓开走。

那是父亲以前做厨房的时候就养下的习惯,不吃过宵夜睡不着觉。母亲刚死的那一阵,父亲每天晚上来接送,大概是怕回去那空寂的家,试过把银蕊也带去吃宵夜。多半到“鸿运”吃夜粥,也去过兵如港吃大细脚双拼,或是到十二街吃卤面。后来换了地方,几乎每个晚上都到旧街场“雪花屋”吃煮炒。那里掌厨的下手很重,各种咸味横冲直撞,从舌床渗入骨头里,银蕊吃得打冷颤,才慢慢地不愿再跟去了。

阿月告诉她,光头佬说的,你爸被一个洗脚妹勾搭上了。其实不用阿月通报,银蕊早知如此。雪花屋那一带浴足馆林立,蚁穴似的,深夜里涌出来许多女工,口音大江南北,说的都是普通话。有一个声音稍微粗哑、调子却拔得很尖的女人,经常不请自来,直接在父亲身边坐下,噼哩啪啦一边大口啖食一边高声诉苦。银蕊听到父亲不断应声,话不多,但阴声细气,几乎像在谄媚。

银蕊静静吃喝,饭菜的味道与那女人的声音一样凌厉,一股浓俗的香水味袭来。她顾不上自己脸上挂的是什么表情,心里想,以后不来了。

其实父亲与什么人相好,怎么由得她在意?以前母亲还在,不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对外面的流言充耳不闻的么?父亲从来不是什么柳下惠,以前壮年时跑夜车,每天三更半夜到风月场所接送下班的小姐,说是乘人家酒醉,捡过不少便宜的。也曾有过一个泰国合艾来的女人,人们说她车资肉偿;有两三年吧,阿月叫那女人“你爸的姘头”。那女人后来没了下文,也许回乡嫁人去了,据说人家临走时父亲去纠缠,被她唤来两个同乡招呼了几拳。那时妹妹在家,证实父亲真的黑了一只眼睛,还断了一颗门牙。

这些谣传,家里几个女人都不曾怀疑,也没有人去质问。银蕊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更久以前的事,妹妹只是个初中生;有一回她们姐妹俩不知怎么流落街头,下雨,妹妹扶着她冒雨走了一段路到街场柚子档那里等父亲来接。她们钻到车子后座时,身上都被雨打湿了,水珠沿着发绺滑落,一颗一颗滚过她脖颈的陡坡。中途父亲停车载客,让那人上了副驾驶座。

“人妖。”妹妹把脸凑到她的耳边。

银蕊点头。即使妹妹不说,她也能从那人说话的声音辨识出来。她听着父亲与那人调笑,为几元钱的车资不怎么认真地讨价还价,又像打乒乓那样你来我往。那人说话的声量愈来愈大(父亲的声音愈来愈不可闻),然后不知为什么,那人忽然尖着嗓子咭咭嘎嘎地笑。妹妹把手伸过来,攀住银蕊的一只手肘。“爸在摸人家的大腿。”她小声地说。

银蕊忽然觉得脸上的皮肉变得十分僵硬,像石头一样,她使尽气力却丁点也改动不了自己的表情。她探出另一只手来紧紧抓住妹妹的手;两人的手都冷,都在抖,像羽毛湿了倚偎在一起的小鸟。

“那人,好像……也把手伸过来。”妹妹把脸贴到她的臂上,声音愈来愈小。外面雨声那么大,铺天盖地,唏哩哗啦。

她洗了澡,给床脚下的两只塑料碗加了些猫食和清水,午夜的老歌节目正要开始。夜深沉,主持人细声呢喃,仿佛在传递着什么秘密,深怕吵醒那些入睡了的人。银蕊坐在床沿,依次在脸上涂了眼霜和晚霜,又挤出护手霜来在两手细细抹匀。这双手,她想象它们如情侣般厮磨,穿过每一个指缝弥补彼此的空隙;这多么像两把声音的交缠吻合,在一首老歌的间奏部分,萨克斯风响起,银蕊感受到小绮说的,性感极了。

夜就像一艘触礁的大轮船,载着整个世界慢慢往下沉。银蕊闭上眼睛,像神父似的仔细聆听老歌节目主持人的告解。这眼皮是两扇奇怪的窗,银蕊阖上它们,不知什么时候从一种黑暗过渡到另一种黑暗;两种黑暗的浓度是一样的,中间似乎没有界线。她想到以前有一把好听的声音对她说,你的灵魂没有窗。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句法;那个人说,没有窗的灵魂还是完整的。

灵魂既然触摸不了,便是一种没办法想象的东西,但银蕊可以想象窗。有一只猫像往常那样,在窗外通报暗号似的,喵呜喵呜叫了几声,然后从开着的窗户跃入她的睡房。银蕊听到猫儿咬嚼干粮发出脆硬的声响,感觉那是真实的,便喵呜喵呜地召唤它,可回应她的却是父亲哼的走调的小曲,以及一大串钥匙晃荡和相互碰撞时的声音,她便知道自己在梦里了。

梦里她走进如迷宫般难解的黑暗,那迷宫之难,在于它的浩瀚。一只黑猫在脚边跟随。蔡琴的歌声在前方蜿蜒,银蕊越涉越深,却忽然想起父亲还没回来呢;今晚仍然像昨晚一样,她又忘了给他亮一盏灯。

猫之二
那是一只双色猫,白底,耳朵和背上补了几片姜黄色斑,那黄色看起来干干的,如几个无树之岛守住白茫茫的海。是一只雄性的街猫呢,老打架,脸上被抓出几条纵横交错的疤痕来,却正是这几道伤疤让它看来神气活现,他便决定了叫它“疤面”。

这名字自然跟电影《疤面煞星》有关。这电影他看过好几遍了,以前囤下来的许多光盘,退休后反反复复一直在看,总是被阿尔·帕西诺那桀骜不驯的模样和深邃的眼神所震撼。

电影是老亨利推荐他看的,那家伙年轻时在教会学校毕的业,一生都在赶这些时髦,听洋歌看鬼佬电影。有一年他生日,老亨利送给他一整套《教父》光盘。尽管是盗版货,看起来仍十分精美。老亨利洋洋得意,他从轮胎公司提前退下后,似是百无聊赖,整日都往卖场里钻,把自己培养成淘宝高手。

“这是正版碟!二手货,但你看保存得多好!简直像新的一样!”

老亨利与玉霞住的房子,三房两厅,还有后院扩建的一个储物室,囤放了许多“保存得像新的一样”的二手货。有几回他们家大扫除,还有去年他买了这房子要搬家,老亨利顺势把不少东西转移到他这儿:躺椅,茶几,台灯,烫衣板,吸尘机,“席梦思”床垫,水晶相架……果然,除了一只坐顺风车来的猫儿以外,其他的几乎都像新的。

女儿从台湾回来过年,看见这些拼拼凑凑的东西,心里马上明白了。“是好东西没错,但放在一起完全不搭调,根本不是爸你的风格。”

他摇头苦笑。女儿没追问究竟,但心里终究不舒服,才会把事情传到两个姑姑那里。他的两个姐姐自然是要生气的,尤其是那一张床垫,更让她们抓狂。“你确定他和玉霞没有在这床垫上睡过吗?我说,你怎么想的呢?你怎么躺得下去?”

既然两个姐姐听闻了,家族里恐怕没有其他人是不知道的。好在他这年纪,毕竟是长辈了,也只有两个姐姐敢开口批评。他是家中的老幺,又是唯一的男孩,从小就习惯了父母和姐姐溢于言表的关切。他明白只要他保持静默,不回嘴,人们的唠叨再逼切,终不会擦出火花来。

却正是他的沉默让玉霞忍受不了。当年玉霞跟两个大姑吵过几遍,为的什么事情,已经没有人能确切说得上来,然而争执时候掀起的惊涛骇浪,还有彼时那厌烦和愤恨至极的情绪,终究在每个人的记忆里生了根。他记得一个夜里玉霞甩门而去,“嘭”的一声巨响,房子被震得愣了一下;隔壁房里的女儿从睡梦中惊醒,好一阵才“哇”地放声大哭。

那个晚上他开着他的丰田卡罗拉,载着满脸泪痕的女儿,漫无目的地在街上寻找玉霞。那时候他已经有了预感,这段早已磕磕碰碰的婚姻终于撞上巨礁,他们的三口之家马上要沉没了。

也不知为的什么,他们终于又多撑了一年。“看在女儿份上。”他把嘤声哭泣的女儿塞到玉霞怀里,女儿伸手环抱妈妈的脖子,糊满涕泪的小脸贴上玉霞的脸颊,她不能推却。

那一年里他们不再起争执了。玉霞在市政厅办公室里埋首干活,常加班,很快升了职;他教书,为了升等而报考剑桥英语考试,下班后的时间都在自修;孩子托外面的保姆带,周末带回家里两天。母亲和姐姐们见过上次的情形,又被父亲严正警告,都噤了声,何况她们家里也各自有本难念的经。

后来回想,那时候他和玉霞的关系冻成薄冰,再一碰撞只能粉碎而已。

尽管夫妇俩都小心翼翼,那碰撞的关口却等在前方,终究无法退避。那是在木威与西南方海港小镇的路段上,虽然没有街灯,却是条畅通平顺的道路,但据说遇上了一头摸黑横越公路的水牛,闪避不及,水牛死在当场,玉霞被夹在副驾驶座上,脸上全是碎玻璃;开车的男人倒只受了轻伤。

她明明对他说了,那几天是要到都城去参加一个培训营。

他闻讯赶到医院,在急救室外头的一排塑料椅上坐了大半天。那个只受了点皮外伤的男人,左手包着厚厚的绷带,脸上贴了两块OK绷,一拐一拐地走上来,在他身旁坐下。那是亨利,他与玉霞以前打乒乓球时一起结识的朋友。他看了这人一眼,觉得这个久违的友人满脸沮丧地对他说了些话,但世界消音了,急救室的两扇门开开合合,护士们的步伐很急;后来两边的家人陆续赶来,连亨利的家人也到了,走道上挤了好些人。他却是听不见声音的,因而谁的话他都不回答,只是怔怔地盯着地上明明灭灭的影子。

那是一次支解。玉霞侥幸捡回一条命,两条腿骨折,脸被砸坏,左眼球滑下来,还有她肚子里怀了两个多月的孩子也被缴了出去。事情到这种地步,他不得不投降,与她签了纸离婚。后来的修复花了三四年,亨利陪着玉霞到国外做了几个整形手术;那左眼球从德国订造,身体里还有些钢片、支架和螺丝,凑起来活脱脱一个重新打造的人。

那时女儿已经上小学了。亨利的父母将玉霞带到教会,把她的脑子和灵魂都清洗了一遍,以后她便成了走过“死亡幽谷”的见证者,性情不再那么刚硬,面容逐渐修复,必须很仔细端详才会发现修补的痕迹。

却总有些什么是无法修补的。纵使他什么都没说,但女儿受了姑姑们的影响,对玉霞十分冷淡,多年来一直刻意疏离。玉霞却不强求,看见女儿时,至少左眼已经不会再有母亲的目光。也许就是那一场车祸吧,她把破碎零落的命勉强凑回来,母性被摘除掉了;她把他们之间的一切全部舍弃。

他与玉霞的情份已尽,而且看在他眼里,后来的玉霞是个新的人了,因而以后见面再无怨尤。他们偶尔在场合上碰面寒暄,话都说不到深处去,变成了君子之交;却没想到他与亨利慢慢地往来渐密。那家伙知道他一直喜欢研究车子,便经常带着各种汽车杂志来找他,周末时也邀他一起到车行去看刚上市的各款新车,两人绕着那些车子评头论足,之后意犹未尽地到茶室里继续讨论。偶尔他们之中谁的车子出了状况,便召来对方,两人一起伏身在汽车打开着的引擎盖下,像被巨鳄叼在嘴里的两只猎物。

他与亨利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人。亨利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受的是英语教育,负笈英国,一辈子顺景,还天生就有种捡便宜的好命。那时他在跨国轮胎公司当项目经理,他的一个白人上司离职时,把当初从英国整车进口的一辆跑车低价转手,被亨利买下来。那可是这半岛上仅有的一辆莲花精灵啊!那么矜贵的车,来到满街牛粪、一路坑洞的东南亚,多少有点沦落的味道,像是越洋来了从此归不了乡的公主汉丽宝。

那天亨利把车子开到他家门外,停在阳光下像一团烈火。他站在窗前,被那车子吓呆了。很久以前,他还十分年轻,甚至连玉霞也尚未出现,他在詹姆斯·邦德电影里第一次看见这款车。影片中它的两盏头灯掀匣弹出,像黑夜里一只豹子睁开精光四射的眼睛。他记得电影院里响起一阵惊叹,呜──哇。

即便是美人莫德·亚当斯登场,人们也不至于如此惊艳。

亨利这辈子,从亨利变成了老亨利,这车子是他个人“淘宝史”上最值得炫耀的物事。玉霞是经历过大车祸的人,这看起来野性难驯的车,她无论如何不肯坐上去,于是那副驾驶座成了他的专属。多少次他们刻意把车子开到南北大道上,放牧似的由得它风驰电掣,一边又提防着天桥底下埋伏着那些把摄影机像重型机关枪那样架起来的交通警察。

那时车子是亨利的。方向盘、离合器、油门和刹车器都在亨利那边。他坐在一旁,碰得着的只有两人之间的变速箱,箱子上的手档球被亨利握在手中。但他们透过挡风玻璃看到的前路,那些笔直宽敞的路段,斜坡道,大拐弯,飘扬在杆子上的风向袋,大道两旁飞逝而过的山丘和油棕园,还有那风速,一辆又一辆被他们越过的车子,以及那超速犯规的快感,几乎让他觉得自己与亨利共同拥有了这辆车。

他与亨利交情甚笃,背后自然有人笑话。他的亲人最痛心疾首,但只要不是像大姐那样当面说他“没卵用”,其他的不过都是些不痛不痒的闲话。至于大姐,在他疾言顶撞了几句以后,气得把他的女儿交给二姐看顾,更有两年对他不理不睬。后来姐夫肺病住院,他几次载着母亲去探望。大姐一脸倦容,没了平日的架势,终于又和他说上话。

“两姐弟嘛,哪来的隔夜仇?”母亲老了,眼浅,一句话便红了眼眶。

家人见玉霞死而复生,不但外表看着没多大的破损,还顺便改嫁了一个条件不错的男人(她们管亨利叫“那个半唐番”)不免咬牙切齿,因而不断催他再找个人。学校里那么多求偶的女教师,单身的男教员确实都炙手可热,但他等级不高,带着个女儿,还是一个特别内敛也不懂情趣的人,因此并不怎么受女同事青睐。有几个特别着急的,虽曾借故亲近,他也和其中两人吃过饭,看过电影,可最终彼此都觉得无趣,无法更进一步。

至于两个姐姐明里暗里安排的相亲,他都硬着头皮一一去应酬过了。在他眼中,那些某某人的侄女或某某人的堂姐,会来与他这样的男人相亲的,除了适婚期已过,或多或少都有点神经质或异于常人的脾性。他本来就木讷,在这些女人面前更是无所适从,因而会面多以尴尬收场,也让幕后操持的人受累,所以姐姐们后来也就渐渐地不那么热衷了。

他慢慢地习惯了一个人自在过活,虽然教书的日子一成不变,但一周总有两三个晚上到佛教联谊会那里打乒乓球,而且女儿上初中了就从二姑姑那里搬回来与他同住。直至女儿独中毕业后到台北念大学,老亨利(那时大家的确都上年纪了)提前退休,当了个游手好闲的人,才硬拽着他到珊瑚舞蹈室去跳交谊舞。

“去吧去吧,那里女人多的是,说不定会遇上你合意的。”

那是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老亨利被轮胎公司裁退,小休个把月后转到一家日本轮胎公司过了半年鞠躬尽瘁的日子。他自己有点忌讳提起那段时日,又装得像是不值一提似的,不让别人多问;反正六个月后他自动请辞,向亲朋好友宣布提早退休。记得有一回遇上玉霞,她在闲聊时轻描淡写,说老亨利这种人啊你知道的,在日本人手下自然吃足苦头。

“日本人呢,你知道的。”她抿着嘴笑。

从此老亨利无所事事,先是为了重新整顿他们家的院子,天天往露天卖场去找各种园艺用品;花了两三个月时间,还真让他布置出来一个饶富雅趣的欧式庭园,收获了不少亲友和邻居的赞美。以后老亨利没迷上家居布置,反而喜欢上跳舞和淘宝,又因为买的东西太多,没用上,有时候还怕玉霞责备,便不时把东西转赠予他。

去年这房子落成,他才刚做好装修,老亨利把休旅车开过来,后面车厢里全是给他的物品──大至家具电器,小至未拆封的两双袜子。老亨利掀开车背,里面堆的东西满得快倒下来了。

“老天!现在是你在搬家吗?”他有点会不过意,忽然惊见车厢里蹿出来一个灰白色的影子──喵呜──他定睛看清楚,一只猫飞快地从他胸前跃过,直接跑到他家的门廊,再回过身来,恶狠狠地盯着他们看。

那是一只双色猫,白底,背上补贴了几片姜黄,像是它驮着几个荒岛。

车里的东西他都卸下来了,其中有一些,他后来拿到老人院;老人院不要的,他再拿到环保中心。那只猫虽然下了车,却没有留下来。它在这一区流离,似乎很快适应了新环境。白天它经常到他这儿,也没打招呼,只是在院子里那一方小小的草坪上晒太阳。

最初他只是不经意地发现猫躺在院子里,并且忍不住观察它怎样伸展身体,好独占草地上的阳光;后来慢慢地就有点盼着它来了。他退休以后,除了早上晨运,晚上打乒乓,一周只有两个上午到附近一所男校去,给应届会考生恶补之乎者也。时间那么多,竟都成剩余。女儿在台湾嫁人生子,生活的轨道与他的岔开很远了,偶尔联系,不外乎来来回回的问候和叮咛。

她也问候玉霞;问他,亨利伯伯不在以后,妈过得还好吗?

他没有对女儿提起猫的事;也许他还不觉得这算一回事,那毕竟不是他养的猫。尽管他每日在门廊的一个角落给那只猫准备饲料和水,甚至给它取了名字。他叫它“疤面”,不知是在纪念一部老电影,抑或是在纪念老亨利。

新年时两个姐姐到过这里,他刻意把门外的饲料碗先收起来,免得姐姐对他喂猫的事发表意见。他们当了六十年的姐弟,他当然知道她们怎么想,又会怎么说。

“自来狗富,自来猫贫!”

疤面来的那一天,他听过这句话了。是一把女声。他转过身,看见休旅车的副驾驶座走下来一个裙摆晃荡的女人;因为红唇极艳,嘴巴也有点大,脸上的笑比阳光炽烈;一把鬈曲的长发染成紫红。他认得这身打扮,那是舞蹈室的导师,珊瑚。

不管别人怎么想,过去一年,他像偷藏了个小情人似的,每天独自在院子里喂猫。他和猫说话,问它昨天怎么没来,又趁它进食时伸手轻抚它的背,给它身上的伤处抹一点消毒药水,再看着它饱食后施施然离开。有时候他到屋后除草,看见疤面在寂静的后巷神秘兮兮地行走,或正从别家的篱笆往下跳。他喊它,那猫却不看他一眼,径自钻到路旁无水的沟渠,或是往别的门户而去;仿佛它只在前院与他为友,到了后巷就得翻脸。夜里也是一样,它是他午间的梦,天黑了这梦宛如随风飘浮的热气球,有别的去处。

今夜就是如此。他如平日一般,十一点前上床就寝,养肝。可是睡眠很浅,梦在里头像一个一个深坑;他一再心悸醒来,觉得躺着胸闷,便起床来走到窗前呼吸夜色。他看见一只背负着岛屿的白猫正矮身穿过对面房子的铁花大门。那矮房子里住的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和他的盲人女儿,夜间要是父亲不在,这房子总似无人,里头的荒寂与黑暗像无数的黑色甲虫,慢慢地从倾覆的罐子里爬出来。

他有点心急,忍不住压沉嗓子喊了一声“疤面”。那猫头也不回,一直走到人家门廊深处,在一扇半开着的窗下翘首观望,像在等待谁的召唤。他还想再喊,那猫却忽然纵身一跃,伸长身子跳进窗里,像被一个黑洞吸了进去。

自问自答

会抗拒“自问自答”这种形式吗?

对一个独来独往又逐渐老去的独身女子来说,在生活中越来越絮絮念地自言自语,算是常态吧,那么自问自答也不算什么事了,不过是把某种日常的生活形态体现为文字而已。而把生活转化成文字,对一个常年写小说的人而言,又怎么算个事呢?本来自问自答就是小说家都有的惯性思维——“这样可以吗?”“后来怎样呢?”至于文字,事实上,在写作经年以后,如今说话常会在言语出口之前,脑子已有文字浮现,于是说话有点像是照着稿子念,有一种奇怪的、被文字挟持的感觉;但同时又像是作弊,有一种“偷着乐”的欢喜,似乎自己对于要说而未说的,早已被提示,且了然于胸。

哎,说远了。自问自答不就只是形式吗?我的文字那么强韧,好像不怕任何形式的圈套了。谁怕谁?

你觉得为什么《小说界》要让作者自问自答?

没有记者呗,省功夫啊。而且真要让记者采访了写出来,作者们可能还会挑三拣四,让主编烦不胜烦。写作的人都这样,自己可以大玩虚构,到别人写他/她的时候,却要嫌人家所书不实。再说,小说家多少有点人格分裂,或者说他们比较容易代入角色,就发给他们一个自问自答的任务当玩具,让他们到一旁自个儿玩,不亦乐乎?

上一回在中国出版了散文集《暂停键》以后,你都在干什么呢?

就在做文人该做的事啊。“文”的部分就是继续写作,譬如正努力要写一个由短篇小说串成的长篇小说,还有那些驻校啊演讲啊当文学奖评审之类的,而且马上有一本口袋书,也就是微型小说集《余生》要在中国推出了。除了这些,脑子里还有余地可以思考下一部小说,并且为了她已经在读书准备;就像以往的作品一样,八字没见一撇,我却已经在脑子里“读”得津津有味了。

至于“人”的部分,无非是安静地生活。也行旅也踌躇;也怨憎会,也爱别离,对身边的人和事有更深刻的体会,对生命也就难免给予更多的关爱,感觉自己的内心越来越柔软,同时又越来越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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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告诉你:不是语文不用辅导,而是未遇快哉小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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